《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将关键领域的资源保障，上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核心，不仅为矿业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提供了行动纲领，也为未来构建“国内保障有力、海外供给稳定”的矿产资源安全新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新规对锂、钴等战略性矿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深远的，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内提质、海外强链、循环补充”的组合策略，全面提升我国关键矿产资源的自主可控能力和产业链韧性。同时，新规也为海外矿业投资构建了一个集风险预警、法律反制、战略引导和共赢发展于一体的全方位支撑体系。

矿产资源作为“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不久前，《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公布，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关键领域的资源保障，上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核心任务，将矿产资源安全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之下。

这体现出，国家层面对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视，也反映出矿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国之大者”，将为矿业争取国家战略支持、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提供支撑。

多维度构筑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从法制层面，《规定》明确了法律依据，包括《国家安全法》《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等，使矿业安全有了坚实的法律后盾。这与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从基本法到行政法规的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规定》要求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国家将对战略性矿产的供给渠道稳定情况进行常态化评估，并能在危机时刻采取紧急调度、动用储备等果断措施，极大地提升了矿业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能力。

从路径上，《规定》明确了矿业的发展方向。要求聚焦关键领域，加强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制定并动态调整关键领域清单。明确鼓励和支持关键领域的科学技术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同时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布局，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这将从政策上引导矿业投资和勘查开发更加聚焦于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矿产，如锂、钴、稀土、铜、铀等，确保关键原材料、技术的生产与流通稳定。推动矿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通过“深地探测”等科技专项突破勘查技术瓶颈，提升开采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实现“节流”与“开源”并重。促进矿业向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优化矿山结构，建设国家级绿色矿山，提升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机制上，《规定》有针对性地就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工具，增强国际博弈能力。

《规定》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外国歧视性措施或行为开展安全调查，并可视情况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出口、投资、交易等一系列反制措施。这为我国在全球矿产资源博弈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安全提供了“利器”。同时，《规定》强调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加强国际合作，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这也明确我国的矿业发展战略是“两条腿走路”，既立足国内增储上产，也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构建稳定、多元的海外供给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矿业发展进入了一个以安全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以创新为动力的新阶段。它不仅为矿业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提供了行动纲领，也为未来构建“国内保障有力、海外供给稳定”的矿产资源安全新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提升头部企业关键矿产供给能力

新规对锂、钴等战略矿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深远的。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内提质、海外强链、循环补充”的组合策略，全面提升我国关键矿产资源的自主可控能力和产业链韧性。

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新规加强了对关键矿产产业链的管控，国内通过供给结构优化实现供给向头部集中之外，还引导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

2025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对国内锂、钴等矿产的开发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变革。

一系列“合规化治理”措施，本质上是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求打破以往“量”的扩张模式，转向“质”的提升。资源将加速向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环保达标的头部合规企业集中，政策红利将加速为具备“资源自给率高、产业链一体化程度深、海外布局完善”的头部企业赋能，从而重塑行业生态，缓解“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在加强国内行业生态重塑的同时，出口管制与海外布局并重。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新规加强了对关键矿产产业链的管控，并引导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

2025年11月起，我国对锂电池产业链的关键物项（如三元前驱体、部分生产设备及技术）实施出口管制，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强化中国在全球关键材料领域的主导地位。

出口管制政策倒逼并激励国内材料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头部企业（如格林美、华友钴业等）纷纷在印尼、韩国等地建设产能，通过贴近市场和客户的方式规避贸易壁垒。这种“国内技术+海外产能”的模式，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取优势的重要战略。

华友钴业是政策鼓励的“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其抗风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在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在资源端，其在刚果（金）拥有高自给率的钴矿资源（自给率超80%），在印尼拥有全球最大的湿法镍项目，有效锁定了上游核心原料，规避了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在产业端，其实现了从“矿山开采-冶炼加工-正极材料-电池回收”的完整闭环。这种模式完全契合国家关于“循环经济”和“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导向，使其在行业洗牌中占据主动。在业绩兑现端，近年来，受益于镍钴锂价格回升及一体化优势，公司盈利能力强，且已与产业链下游巨头签订长协，锁定了未来需求。

作为全球钴行业的资源巨头与“成本之王”，洛阳钼业凭借其在关键战略资源上的垄断性地位，成为供应链安全的核心保障力量。其在刚果（金）拥有腾科丰谷鲁美矿（TFM）和基桑富铜钴矿（KFM）两大世界级矿山，2025年钴产量接近全球总量的30%，是全球钴供给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钴资源日益稀缺和出口限制收紧的背景下，其资源价值将被重估。在成本方面，洛阳钼业利用铜钴共生的矿体特性，其钴生产成本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种成本护城河使其在价格波动中依然能保持高额利润。另外，除了铜钴，洛阳钼业还布局了黄金业务作为对冲周期风险的“压舱石”，符合稳健发展的政策导向。

我国锂、钴等关键金属对外依存度极高。大规模、规范化的电池回收相当于开发一座巨大的“城市矿山”。通过强制溯源和严格处罚等措施，新规正大力打击“小作坊”式的非法回收，引导市场走向技术、环保和效率的良性竞争。这有助于稳定原材料价格，平抑因国际矿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随着《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动力电池回收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使打造“城市矿山”，降低对外依赖，实现“资源循环”成为保障资源安全的关键一环。

格林美作为新崛起的“城市矿山”的“回收霸主”，成为行业绝对龙头的直接受益者。数据显示，目前，其每年循环再生的钴资源超过中国原钴开采量的350%，镍、锂回收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原生资源供给趋紧的情况下，其“城市矿山”循环再生资源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补充。目前，除了在国内构建了覆盖广泛的回收网络，格林美还在印尼、韩国等地布局回收工厂，形成了“原生资源+再生资源”的双轮驱动模式，完美契合国家关于构建绿色、循环供应链的要求。

据测算，通过构建完善的回收闭环，预计到2030年，我国锂、钴等关键金属的对外依存度有望下降至少20个百分点。

在供应链安全成为国家意志的当下，这些企业的战略价值将远超其财务价值。

综合来看，新规通过提高国内开采标准、强化产业链关键环节管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正在系统性地重构我国锂、钴等战略矿产的供应格局，目标是构建一个更稳定、更自主、更具韧性的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把握机遇打赢资源安全供应链“保卫战”

在《规定》等文件的指引下，国内矿企出海已从单纯的商业逐利行为，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性资源安全的供应链“保卫战”。这一转变伴随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当前，国内矿企出海面临多种因素挑战。

随着全球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矿产资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外交谈判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工具，资源民族主义呈抬头之势，一些资源国涉矿政策存在“变脸”风险。

近两年，非洲、拉美的许多资源国的矿业法律体系不健全或变动频繁。政府和政权更迭导致已履行合同被单方面要求重谈。例如，几内亚在2021年政变后对西芒杜铁矿项目进行全面审查，要求提高国家持股和税收。此外，印尼的“禁止原矿出口”政策，强制要求外资在当地建设冶炼厂，这大大增加了投资成本和运营复杂性。为获取更多利益，部分资源国政府强制要求无偿或以低价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或在金价高涨时启用更高的阶梯税率（如加纳最高达12%）。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中企的投资回报和股权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而在供应链端，美欧正构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供应链体系，通过 ESG（环境、社会及管治）等合规壁垒，试图将部分中国企业排除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之外。

除政策外，ESG合规与社会许可也在悄然构建“隐形高墙”。

在海外，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薄弱的欠发达地区，ESG已不再是简单的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决定项目成败的“社会许可证”。许多国家拥有可追溯至上世纪的完整环保法典，但执行环节薄弱，监管力不足。企业若抱有“没人管”的侥幸心理，极易触碰法律红线，引发社区抗议、行政罚款甚至项目关停。另外，投资海外的企业必须准确理解社区需求，要从“资源获取”转向“共同发展”，不只是为村庄修建了通往每家每户的道路，而是通过本地化雇佣、投资医疗教育等方式，与社区建立“利益共同体”。同时，在政府职能缺失的地区，为了风险管控，需要承担部分本应由政府负责的社区建设责任，这对企业的资源投入和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除了外部环境挑战，矿企自身在运营和核心能力上也面临严峻考验，需要重点解决优质资源获取能力和路径以及长期发展的技术与人才瓶颈。

全球优质金矿、铜矿等资源早已“名花有主”。中企作为“后来者”，往往只能转向风险更高、基础更差的“边角料”资产，或在非洲、中亚等西方巨头忽视的地区以高风险换取入场券。随着易开采矿体的枯竭，全球矿山开发普遍面临矿体越来越深、品位不断下降的挑战，这直接导致开采成本上升、产出波动性加大。并且，技术创新不足也是亟待突破的瓶颈，尤其在低品位矿高效提取、深海采矿装备等前沿领域。同时，兼具技术能力与跨文化融通能力的复合型海外人才严重短缺，成为制约企业“走得稳、走得好”的关键因素。

从更现实意义来说，《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为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支持。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的复杂环境下，新规的出台对海外矿企投资产生了深远且具体的影响，标志着投资模式从单纯的商业行为向国家战略协同的转变。

新规将海外矿产投资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意味着企业“走出去”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强化国家支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控网。

《规定》要求国家建立健全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对于矿企而言，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将加强对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供给渠道、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企业可以更及时地获取国别风险、政策变动等关键情报，从而提前规避投资风险。

鼓励建立国家级协同支持机制，意味着将有多部门联合，为矿企提供国别风险预警、争端调解、政治风险保险、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形成“企业主体、政府支持、专业协同”的风险防控合力，在应对构建排他性供应链联盟的挑战时，及时提供法律利器，有效应对国际博弈与不公。

而从另外的角度看，新规也着意引导企业优化投资策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实现高质量出海。鼓励和支持企业围绕锂、钴、铜、稀土等对国家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进行全球配置，而非盲目扩张。鼓励企业开拓多元化供应渠道，从单一的矿山收购，转向涵盖贸易、物流、仓储、加工的“端到端”全链条投资模式。通过控制物流网络、建设本地冶炼厂等方式，可以显著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对单一运输通道或市场的依赖。

面对日益严格的环保和社会责任要求，新规强调“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引导企业将自身发展与东道国的发展诉求深度绑定，鼓励企业通过创造本地就业、贡献技术、共建基础设施等方式，实现“共赢式本地化”，有效化解资源民族主义带来的风险。

总之，新规为海外矿业投资构建了一个集风险预警、法律反制、战略引导和共赢发展于一体的全方位支撑体系。它要求企业摒弃过去“重资源、轻规则”的旧思维，转向“规则导向、长期共赢”的新范式，在国家的有力支持下，行稳致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资源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