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硅谷观察》郑峻

　　这个月，美国三大科技巨头裁减了总计4.67万个工作岗位，都是因为AI。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周二，数以万计的甲骨文员工早上打开工作邮件，看到了发件人为‘Oracle Leadership’的一封信。邮件发自清晨六点，只有五行，核心只有一句话：“经过审慎考量，公司决定取消您的职位，今天是您最后一个工作日。”

　　没有HR的事先通知，没有直属上司的提前谈话，没有任何预兆。这数万人就失去了工作。在看到邮件的同时，他们的权限已注销，再也无法登录公司系统，他们的门禁也失效了，再也无法进入办公室。

　　就在那个早晨，甲骨文完成了其48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涉及人数估计在2万至3万之间，约占全球16.2万员工的18%。Reddit的甲骨文论坛和职场匿名论坛Blind很快被震惊与愤怒的帖子淹没——有人整个团队在一小时内全灭，有人工作了十几年，连一次面对面的告别都没有。

　　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周四，Meta宣布裁员约8000人，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10%，同时关闭6000个尚未填补的职位空缺。相比甲骨文的突然袭击，Meta的裁员倒是在外界和员工预料之中，他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做了铺垫。在同一天，微软则史无前例地向约7%的美国员工提出了提前退休计划。

　　员工成为AI竞赛炮灰

　　然而，与往年的大裁员不同的是，这三大科技巨头目前并没有遭遇财务困境，甚至财报营收还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这波大裁员究竟是为了什么？

　　答案几乎写在每一份内部文件里。甲骨文联席CEO迈克·西西利亚（Mike Siciilia）今年早些时候直言不讳：“AI编程工具的使用让工程团队以更少的人手交付更完整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AI替代了人工，公司正在围绕这个现实重组架构。

　　实际上，甲骨文并不缺钱。他们上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95%，达61亿美元，签约未履行的合同收入更高达5230亿美元，同比增长433%——其中仅与OpenAI签署的合同就超过3000亿美元。

　　这不是一家在收入上陷入危机的公司，而是一家在用利润丰厚的当下，向一场赌注极大的AI未来强行加注。根据投行TD Cowen的测算，这次裁员预计将为甲骨文释放80亿至100亿美元的现金流，而这笔钱将直接流向AI数据中心的建设。

　　Meta和微软的逻辑如出一辙。Meta首席人事官贾内尔·盖尔（janelle Gale）在内部信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AI，但强调这轮裁员是“持续提升公司运营效率、为其他战略投资腾出空间”。换句话说，Meta试图通过削减人力成本，为高昂的技术转型创造财务空间。

　　“其他战略投资”只能是AI。Meta今年的资本支出预算高达1150亿至1350亿美元，较去年近乎翻倍，目标几乎全部指向AI。扎克伯格甚至放下了他前两年无限憧憬的元宇宙愿景，对元宇宙团队进行裁员和削减投入。而微软当前财年的资本投资已达810亿美元，承诺还将继续加码。

　　AI未来无限好，但是为了加码投入这场输不起的军备竞赛，科技巨头们优先选择通过裁员来筹措资金，何况AI已经逐渐取代了大量的工作职责。

　　现实异常残酷：被裁员工的薪资总额，加起来不过是这些AI投入的一个零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省钱”，而是一次资源再分配的姿态，科技巨头们告诉市场，AI已经让现有的员工配置显得多余。Salesforce CEO马克·贝尼奥夫去年宣布停止招募工程师。他的解释简单直接，“有了AI，我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人。”

　　甲骨文、Meta、微软只是这场裁员浪潮中最显眼的几波大浪。实际上，这股裁员浪潮已经席卷整个美国科技行业。根据追踪科技业裁员数据的Layoffs.fyi，今年以来已有98家科技公司宣布裁员计划，合计削减超过9.2万个职位，平均每天有864人失业。

　　绝大多数裁员公司其实都是一个战略：一边大规模削减人力成本，一边将资金押注进AI的黑洞。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四家公司预计今年合计资本支出将接近7000亿美元，几乎全部流向AI相关基础设施。

　　分析师将这种现象称为“AI就业悖论”，公司同时在削减员工和创纪录地投入AI，而劳动力市场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被AI工具提升效率之后显得多余的人。

　　训练AI让自己失业

　　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AI工具让公司的工程效率提升了10%。对应来看，10%的效率提升，可以轻易对应7%至10%的员工削减。这并非巧合，而是科技巨头们正在公开使用的管理逻辑。

　　更加讽刺的是，科技巨头们还在加紧让AI学习员工的工作内容，从而为AI取代员工做好准备。Meta近期要求美国员工电脑必须安装一款AI监控软件，这并不只是为了监控员工，而是让AI彻底细致地了解员工的工作方式，解决目前AI的技术瓶颈。

　　Meta CTO安德鲁·博斯沃斯（Andrew Bosworth）在内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这一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出可以自主执行工作任务的AI代理，“未来的愿景是让AI代理来完成主要工作，人类只负责指导和审核。”这一计划在Meta内部引发了巨大争议，而且员工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力。

　　在这方面，Meta绝对是最激进的巨头。去年11月，Meta首席人事官向全体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从2026年起，“AI驱动的影响力”将成为绩效评估的核心指标——换言之，不会用AI，就别指望晋升加薪。微软的一位高管则在给管理者的内部通知中直接写道：“使用AI不再是可选项，它是每个岗位、每个级别的基本要求。“

　　事情很快演变成一场荒诞剧。Meta内部有员工自发创建了一个AI Token使用量排行榜，让全公司同事之间相互比拼每月消耗多少Token。在某个30天周期内，全公司员工的Token消耗总量超过60万亿，排名第一的个人用户单月消耗2810亿Token，按Claude最低价格折算，这一个人的使用成本就超过140万美元。

　　这种现象被硅谷戏称为“Tokenmaxxing“——把AI使用量本身当作生产力的替代指标，员工为了刷数据而让AI Agent跑上数小时，奖励的是行为而非结果，制造的是成本、表演和内耗。

　　多邻国（Duolingo）的故事则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诚实注脚。去年4月，CEO Luis von Ahn宣布公司进入“AI优先”模式，员工必须使用AI并接受考核，随即引发用户抵制和员工反弹。他最终公开承认“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并宣布撤回强制使用的要求，承认“感觉像是在要求大家为了用AI而用AI，而不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这和让员工自掘坟墓有什么区别？科技巨头的管理层开始意识到。强迫员工用AI提升效率，收集到的数据证明了哪些岗位是多余的；要求他们公开展示AI使用成果，等于主动帮公司画出了可以自动化的职能地图。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当一家公司能够量化AI替代人工的效率增益，裁员决策就有了无可辩驳的数据支撑。员工们亲手提供了这份数据。

　　悲观派与乐观派

　　关于AI究竟会消灭工作还是创造工作，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两位CEO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是这场辩论中最令人不安的声音。因为他是AI行业领袖中最罕见的悲观者。他在接受Axios采访时明确表态：“我预计在未来一到五年内，AI将对办公室白领工作产生重大冲击。”他估计，科技、金融、法律、咨询等领域的初级白领岗位，有高达50%可能在五年内消失，并可能推动美国失业率上升至10%至20%。

　　他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冲击为何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同：AI的认知广度意味着它不会像工厂自动化那样逐行业渗透，而是同时冲击金融、法律、咨询、科技等多个领域。

　　“AI不是在取代某一类工作，而是在充当人类劳动力的通用替代品。”他说，他和许多AI公司的CEO们私下都在谈论这件事，但很少有人公开表态，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公关策略。“我们作为这项技术的生产者，有责任诚实地告诉公众即将发生什么。”

　　黄仁勋则是一贯的乐观积极。这位英伟达CEO在斯坦福商学院的公开对话中自信表示：“你不太可能因为AI而失去工作，你更可能失去工作的原因，是输给了那个比你更会用AI的同事。”

　　他的逻辑是：AI改变的是完成工作的工具，而非工作本身的目的。他以放射科医生为例：2020年AI视觉技术达到超人水准，预言机器将取代放射科医生，但今天放射科医生的数量反而在增加——因为AI让每位医生能处理更多病例，需求随之扩大。“那场报警走得太远，它吓跑了原本想进入这个对社会如此重要的行业的人——这造成了伤害。”

　　对于未来，黄仁勋预测AI会‘骚扰你、管着你，让你比以前更忙’，但“我相信最终我们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工业革命结束时的就业人数，会多于开始时的。”

　　当然，两位CEO都有自己的利益立场：阿莫迪造的是替代人类的AI，黄仁勋卖的是让AI运转的芯片——AI越多越强，用得越多，英伟达就越赚钱。他们对AI前景的判断，很难完全脱离这个背景被单独解读。

　　然而，眼下这波裁员大潮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最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是：英伟达本身就是这场对话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每一家裁员的科技巨头都是为了购买更多的芯片。科技公司的裁员，正在成为‘AI消灭白领工作’这一命题最有力，也最直接的现实证据。

　　计算机专业就业难

　　这场AI军备竞赛的代价，已经从企业的财务报表传导到了高校和就业市场。曾经最热的计算机专业，正在成为最难就业的学位。

　　美联储去年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7.5%，计算机科学专业也达到6.1%——后者甚至高于文科毕业生的失业率。斯坦福数字经济研究显示，在AI渗透率最高的职位类别（也就是IT和软件工程）中，22至25岁年轻从业者的就业率下降了6%，而同样岗位上35至49岁人群的就业却增长了9%。科技行业的年轻入场门槛正在系统性地抬高。

　　劳动力研究机构SignalFire的分析更为直接：追踪2019年至2024年间的主要科技上市公司及成熟创业公司，毕业后一年以内的应届生新开职位数量下降了50%。这个降幅横跨销售、市场、工程、设计等核心业务条线，并非个别现象。Handshake的招聘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科技类实习岗位的平均申请人数接近上一年的两倍，每个实习职位吸引273份申请。

　　不过，在这一片悲观情绪中，也有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或许更准确的描述是：AI不是在直接消灭工作，而是在改变工作的门槛和形态。

　　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玛格达莱纳·巴拉津斯卡（Magdalena Balazinska）在给学生的公开信中说：“AI没有在消灭你们的就业选择，它在扩展它们。”这句话真实，但需要附上条件：扩展的是那些能够主动拥抱AI工具、同时具备人类独特判断力的人的选择；而那些仍依赖“写出正确代码”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人，空间确实在收窄。

　　AI编程工具让每一名有经验的工程师生产效率大幅跃升，直接后果是：需要招募的初级开发者数量减少了，但留下来的人承担的职责更重、要求更高。GitHub Copilot、Cursor这类工具，让原本需要三到五名初级员工才能完成的工作，两名有经验的工程师借助AI便可独立完成。这不是裁员，而是招募需求的结构性收缩。

　　Intuit首席技术官亚历克斯·巴拉兹（Alex Balazs）描述了这种转变：“五年前，开发者逐行编写每一行代码。今天，工程师把时间花在更复杂的问题上——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把无数小时耗费在样板代码和常规实现上。”这是一种效率红利，同时也是对初级工程师传统价值的侵蚀。

　　这轮裁员浪潮最深刻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些被裁减的职位本身，而是它正在重塑整个行业对“什么样的员工值得雇佣”的判断标准。

　　在过去，科技公司的人才金字塔是清晰的：大量初级开发者负责常规编码，中层工程师负责系统设计，少数资深架构师负责顶层决策。AI的介入正在压平这个金字塔的底部。科技公司越来越倾向于组建“小而精”的团队，大幅削减入门级和通用型职位，优先招募能够驾驭AI工具、同时具备跨领域解决问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