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五点四十分，32路公交车都会准时停靠在市一中站，穿蓝白校服的学生们潮水般涌出校门，其中最耀眼的永远是林薇，及腰长发，永远整洁的校服，书包上挂着的星黛露玩偶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她是那种会在走廊里引起窃窃私语、在光荣榜上占据第一行、在毕业纪念册里被偷偷画上爱心的女孩。

而张建国总是在工地卸下最后一袋水泥后，小跑着赶上这班车，他的帆布鞋上沾着洗不净的灰色，裤管卷到小腿，露出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和安全帽压出的红痕，他习惯性地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个几乎被所有学生自动避开的座位。

改变始于一个暴雨突至的傍晚，林薇没带伞，抱着书包在站台躲雨，公交车进站时溅起大片水花，她下意识后退却踩空台阶，一只有力的大手稳稳托住她的胳膊——是张建国，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安全帽扣在她头上，自己冲进雨中先上了车，那天,林薇第一次坐在了最后一排。

第二天，她在他的座位上放了一包湿巾，第三天，他递给她一个还温热的烤红薯，用粗糙的报纸包着，沉默的交换开始了：她给他看月考的作文，写的是“城市脚手架上的星光”；他给她看手机里女儿画的彩虹，虽然只有五岁，却画出了七种颜色，她知道了他在攒钱供女儿学画画，他知道了她想报考建筑系，因为“想设计出不孤单的房子”。

车上的其他乘客开始窃窃私语，穿名牌运动鞋的男生们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烫着卷发的阿姨们摇头叹气，最刺耳的声音来自林薇的同班同学：“真掉价。”“缺父爱吧？”“肯定是装的，为了标新立异。”流言像车窗上的雾气,模糊了所有真实的轮廓。

直到那天，三个喝醉的男人上了车，他们盯上了独自乘车的林薇，言语越来越放肆，当其中一人伸手去摸她的头发时，一个身影站了起来，张建国没有怒吼，只是走到他们面前，平静地展示了手机上正在录像的红色光点：“我女儿和你们的孩子差不多大。”他指了指车厢内的监控，又展示了自己工牌上建筑公司的名字，“我们都是要脸的人。”

醉汉们讪讪地退开了，那一刻，车厢里安静得能听见发动机的嗡鸣，林薇看着他回到座位，继续在手机上计算着女儿下个月的画画班费用，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但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那些曾经投来鄙夷目光的人,此刻都低下了头。

后来林薇在作文里写道：“在32路公交车上，我遇见了真正的骑士，他的盔甲是沾满水泥的工作服，他的战马是吱呀作响的公交车，他守护的不是城堡公主，而是一个陌生女孩的尊严。”这篇作文得了全市一等奖,但没人知道故事的原型。

毕业前夕，林薇最后一次坐32路，张建国递给她一个纸袋，里面是一套专业的绘图工具。“我女儿挑的颜色。”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她回赠的礼物是自己设计的第一个作品：一栋有小阁楼的房子图纸，阁楼有天窗,正好能看见星星。

公交车到站了，林薇下车前，轻轻摘下书包上的星黛露玩偶，挂在最后一排的扶手上，张建国看着那个随着车辆颠簸而摇晃的玩偶，古铜色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第二天，玩偶旁边多了一小盆多肉植物，在灰尘飞扬的车厢里,倔强地绿着。

32路公交车依然每天五点四十分停靠市一中站，只是从此以后，最后一排的座位不再是禁区，偶尔会有学生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飞逝的城市，想着或许在某个角落，正有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这个世界未被磨损的温柔，而那个星黛露玩偶和小多肉，成了这辆公交车上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阶层与偏见筑起的高墙之间，总有些东西能像藤蔓般悄然生长,在水泥裂缝里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