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继续将扩内需放在2026年经济工作的首位。

报告指出，坚持内需主导，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与此同时，在部署“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时，报告同样提出，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扩大有效投资。

这意味着，扩内需将成为未来5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在“内需主导”的政策背景下，2026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将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解决消费、投资信心不足的问题？今年，外贸出口趋势如何？“危和机”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聚焦上述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商务部原党组成员、商务部前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前会长崇泉进行了独家专访。

崇泉在多双边贸易投资谈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及反垄断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推动公平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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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

NBD：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信心堵点”？这种“堵点”与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前相比，有什么异同？

崇泉：首先，从宏观基本面来看，我国经济“稳”的态势是显著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平衡、协调的发展格局。从需求侧看，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驾马车”分别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个、0.8个和1.6个百分点，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内需主动力的作用进一步巩固。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信心堵点”，我理解，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转型期特征和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阶段性挑战。

首先，供需两端的结构性矛盾。当前，“供强需弱”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和投资的恢复动能需要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激活，预防性储蓄倾向有所上升，这反映出市场信心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次，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经历深度调整。这使得我国曾经依赖的“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空间受到结构性挤压，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还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动能转换。部分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调整压力，房地产市场正在向新发展模式过渡，地方财政和债务的平衡也面临挑战。这些转型过程中的“减法”，短期内难免对市场预期和信心产生一定影响。

加入WTO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能力和资本相对不足。彼时的“堵点”，是如何突破瓶颈、融入世界。通过加入WTO，成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格局，借助外需的巨大力量，释放国内的生产潜力。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当前的“堵点”，并非生产能力不足，而是如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自立自强。

NBD：政府工作报告将内需主导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这是不是意味着出口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将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崇泉：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深刻调整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气候变化带来的转型挑战日益凸显，在这三种力量冲击作用下，世界贸易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塑。

与此同时，一个标志性的事实是，202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超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引发全球关注，但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的深层含义――中国已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这不仅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历史正确性，更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发生质的跃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内需主导”，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基本判断：强调内需主导，绝不意味着出口不再重要。

之所以把内需摆在主导位置，是因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用好我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到优化消费供给、激发消费潜力，一系列政策举措的目标，正是要让内需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展望2026年，“三驾马车”将分别扮演不同但又相互支撑的角色。

首先，消费将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当前，国内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消费，特别是文旅、康养、数字化服务等领域的增长潜力正在加速释放。这意味着内需的支撑将更加多元，更具可持续性。

其次，出口将保持较强韧性。有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继续高于经济整体增速。这一判断的背后，是全球工业生产有望温和复苏，对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形成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出口结构正从商品出口向服务出口延伸，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出口的“质量跃升”特征将更加鲜明。

投资结构将持续优化。今年的投资重点，正在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扩大民生类投资比重、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将是投资领域的重要看点。从总量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放缓至1%左右，但投资结构更优、效益更高、与民生福祉的关联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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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的融合形态

将为服务贸易打开新空间

NBD：你刚提到，2026年，出口将保持较强韧性。对于今年的外贸形势，你如何预判？“危和机”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崇泉：对于2026年的外贸形势，我的基本判断是，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但我国外贸仍有条件延续韧性，出口增速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接近2025年的水平。

需要看到，当前外贸政策的重心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过去单纯追求出口规模，转向在日益复杂的外部压力下，维护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并争取持续的升级空间。这是一个更具战略定力的政策取向。

“危”的一面，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首先，外部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可能从2025年的2.4%放缓至0.5%左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外需收缩的压力不容低估。

其次，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地区冲突、大国博弈等因素不仅扰动贸易物流，也加剧了跨境支付、金融结算等领域的风险，贸易活动的稳定性面临更多挑战。

此外，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升级态势。保护主义正从过去的单点关税措施，向更全面的全链条限制延伸。部分国家以“去风险”为名，推动规则壁垒、技术封锁、投资审查等联动施压，我国面临的“脱钩断链”风险正在向更高层级演变。

“机”的一面，则体现在我国外贸自身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之中。首先，贸易伙伴版图持续优化。近年来，我国对东盟、非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比重稳步上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这种多元化布局，有效增强了对发达经济体需求波动的对冲能力。

其次，出口结构加速升级。从“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到高端机电设备，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服务贸易的潜力加速释放。这标志着中国制造正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第三，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增长强劲。跨境电商以其灵活、高效、直达终端的优势，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202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预计将突破3.2万亿元，对外贸增量的贡献度将进一步上升，成为支撑外贸韧性的重要支柱。

此外，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制度红利逐步释放。海南正在成为吸引外向型产业集聚的新开放试验场。这一制度创新，有望为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新路径，也为外贸注入新的活力。

把“危”与“机”放在一起看，当前一个重要的机遇点在于：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特别是“新三样”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依然旺盛。这既是我国产业升级成果的体现，也是外贸持续向好的重要支撑。

NBD：“十五五”规划建议在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明确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相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潜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崇泉：“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部署。理解这一部署，首先需要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融入世界的主要载体是货物贸易，那么未来一个时期，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引擎”和“主战场”。

相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潜力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空间广阔。目前，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与美国、英国等服务贸易强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尤其在金融、法律、咨询、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领域，国际市场份额和话语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既是差距，也是潜力。随着国内专业服务能力提升和国际化步伐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完全有条件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其次，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新引擎。近年来，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字服务出海呈现加速态势。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短视频、网剧等数字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受到热捧，“华流”出海的文化影响力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出口。这种“数字+文化”的融合形态，为服务贸易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

与此同时，入境消费潜力巨大，服务逆差有望持续收窄。过去较长时期，旅游服务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围、跨境支付便利化水平提升、“中国游”品牌效应增强，入境旅游正在快速复苏并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最后一点，我认为，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高端服务领域，国际化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这些领域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服务贸易竞争的高地。随着国内服务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些高附加值领域的服务出口有望逐步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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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正从单一关税升级为“体系竞争”

NBD：你在近期的演讲中曾提到“中美博弈与全球治理”。聚焦2026年中美关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关税层面的，还是更深层次的“规则围堵”？“十五五”期间，你认为如何构建对美关系的“底线思维”？

崇泉：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深刻影响全球格局。首先需要看到一个基本事实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美对华发动贸易战，实施“小院高墙”围堵政策后，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度逐年下降，正在经历深刻调整。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4.01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8.8%。这一数字与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体量极不相称，对双方而言都意味着效率损失和成本上升。尽管这一变化是美国主动挑起的，中方是被动应对，但它已经成为我们谋划对美关系时必须正视的既定前提。

基于这一背景，2026年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关税层面问题，而是升级为更深层次的“规则围堵”和“体系竞争”。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正从过去较为间接的经贸手段，转向更为直接、更具根本性的科技遏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前沿领域，美方持续加码“卡脖子”式限制，试图通过技术封锁迟滞中国的创新进程。这意味着竞争的维度已经从市场、产品层面，深入到技术源头和创新根基。

面对这样的挑战，“十五五”期间构建对美关系的“底线思维”，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风浪，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在实施路径上，我认为，首先是攻坚核心技术，集中突破“卡脖子”领域。要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软件、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同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取得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性成果。

其次，多元布局产业链，深化与“全球南方”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务实合作。通过构建更加多元、更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开放中维护产业链安全。

此外，掌控战略资源，加快稀土等关键矿产的产业整合与技术升级。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规则话语权，在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反制能力。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的作用。这些企业是制造业强国的毛细血管和活力源泉。要为它们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让更多“隐形冠军”在细分领域脱颖而出。

记者|张怀水

编辑|董兴生

视觉|蔡沛君

排版|董兴生

统筹|易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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