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地图上一个需要放大数倍才能瞥见轮廓的小点，那里的人，一生都被两条线牵着：一条是脚下泥土的颜色，春绿秋黄，不容更改；另一条是祠堂族谱上的名字，昭穆有序，不容僭越，情感？那是藏在庄稼收成、婚丧嫁娶背后的暗流，是深夜炕头上几句含糊的叹息，是村口老槐树下，几个模糊身影掠过时，旁人迅速交换又立刻垂下的眼神。

村东头的阿香嫂,是这暗流里一个醒目的漩涡，她是外乡嫁来的，带着一股子我们村里女人没有的水灵与不安分，丈夫长年在外务工，她一个人操持田地，照顾老小，腰杆挺得比田里的高粱还直，她的利落与鲜活，像一块石子投入村里这潭沉静了太久的水，起初是涟漪——男人们帮她挑水打谷时的过分殷勤，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时，对她衣着的挑剔与模仿，后来，涟漪下起了暗涌，关于她和村西那个同样独自带娃的退伍兵“大山”的闲话，渐渐像夏天的蚊蚋，嗡嗡地，驱之不散。

他们其实没什么“实据”，不过是有人看见大雨天，大山扛着铁锹帮她疏通堵了的垄沟；不过是农忙时，两家的打谷机偶尔并在一处轰鸣；不过是她家小子总爱往大山家跑，喊“山伯”喊得比亲爹还亲，但在这密不透风的村庄里，“不同”本身就是罪证，他们的坦然来往，在旁人眼里成了欲盖弥彰的暧昧，那暧昧，在闲人的舌尖上被反复咀嚼，加工，渐渐有了眉目，有了细节，成了夜里刺激又道德的谈资。

直到那年秋收,阿香嫂的婆婆，一个干瘦如核桃的老太太，在晒谷场当众摔了阿香嫂递上的水碗，瓷片炸裂的脆响，割破了午后的沉闷，老太太没指名道姓，只对着空气咒骂“家宅不宁”、“狐狸精勾魂”，那毒蛇似的目光却死死缠着不远处正扛麻袋的大山，阿香嫂的脸，先是血红色，继而褪成惨白，最后是一种死灰，她没哭没闹，弯腰，一片一片去捡那些碎瓷，手指被割破了，血珠滴在金黄的谷粒上，触目惊心，大山青筋暴起，拳头攥了又松，转身走了，背影像一座移动的、压抑的火山。

那以后,河上的木板桥似乎更朽了，村东到村西的路，仿佛被无形的墙堵死，阿香嫂更瘦了，眼神里的光熄了，成了真正的“嫂子”，符合一切规训的沉默妇人，大山则变得愈发暴躁，常对自家孩子无缘无故发火，然后蹲在门槛上，望着远方出神，一蹲就是半天。

我曾以为这就是结局,一场乡村闲话与陈旧规训的必然胜利，直到去年春节回村，听闻大山急病，是阿香嫂不顾一切，深夜敲开赤脚医生的门，又守着直到他城里的亲戚赶来，流言再次短暂复活，却意外地没掀起太大风浪，或许是人情在生死面前，显出了它应有的重量；或许是岁月流驶，让看客们也感到了疲倦。

我离开那日,特意绕路从村外田埂走过，残雪未消，覆盖着僵硬的土地，就在那田垄的背阴处，在一片萧索的枯黄与灰白之间，我竟看见一星极淡的、胆怯的绿——不知名的野草，从冻土与碎石缝里探出了一点头，它那么弱，那么不合时宜，一场倒春寒或许就能要了它的命，可它就在那里，固执地绿着。

我忽然了悟,乡村的“乱情”，或许从来不是道德册页上简单的污点，它是被严格秩序挤压下，人性本能曲折的求生；是孤独灵魂在漫漫长夜里，试图彼此照见的微光；是那些未曾被文明词汇妥善安放的依赖、怜惜与懂得，它生于贫瘠的土壤，长于压顶的舆论，注定扭曲，难堪，甚至带着破坏性，如同石缝里的草，形态未必优美，但那挣扎着向上的生命力本身，却透着一种凄然的真实。

风又起了,带着熟悉的尘土味，我回头望，村庄在暮色里静默如坟，那些爱恨、挣扎与叹息，终将被时间这座最广袤的田野深深掩埋，了无痕迹，只有人性深处那点星火不灭的渴望，大约会像野草，一茬一茬，在每一个春天，试探着，破土而出，这无关对错，这只是活着，在厚重的黄土之下，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