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桃树终于还是被砍掉了，电话里，母亲轻描淡写地说，虫子蛀空了，一个雷雨天，自己就倒了半边，留着也危险，挂了电话，我却觉得心里某块地方，也跟着“轰隆”一声，塌陷了下去，那塌陷处露出的，不是什么深刻的悲伤，倒像是一捧被时光烘得干透、一触即碎的桃木屑，带着一丝若有若无、快要遗忘的甜腥气。

那甜腥气，是我整个童年盛夏的底色，桃子的“桃色”，首先是一种蛮横的嗅觉与触觉，不是超市里那些规整光鲜、气味淡薄的果子，老家毛桃的香，是劈头盖脸的，你还没走近院子，那股子熟透了的、近乎发酵的甜腻就混在热风里撞过来，像一只热情过度、汗津津的手，等到真捧在手里，茸毛扎着掌心，痒酥酥的，指甲掐破薄皮的瞬间，“刺啦”一声轻响，汁水迸溅，那香气才达到了顶点——一种混合了阳光、泥土、树叶汁液，以及果实自身魂魄的、复杂而生动的气味，我们等不得洗净，在衣襟上胡乱蹭两下毛，就急吼吼地咬下去，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黏黏的，招来三两只不知疲倦的蝇，那种吃相，是顾不得体面的，是动物般的、全然的沉浸，汁水划过嘴角，流到脖颈，最后那桃核，总是被吮吸得泛白，没了半点滋味，才依依不舍地扔掉，指尖上，那股甜腥气能顽固地停留大半天，任你用井水搓洗多少次，凑近了闻，总还有一缕影子,那是一种烙印。

后来，“桃色”变成了视觉，变成了晚霞，变成了同桌女生突然飞上脸颊、又迅速褪去的红晕，那是十几岁的年纪，世界开始罩上一层柔光滤镜，开始注意到，桃花不是一团团模糊的粉雾，它有五片精巧的瓣，蕊心一点深红，娇弱地颤着，开始读懂诗词里“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悸动，开始为一些无端的忧愁沉默，那时以为的“桃色年华”，是天边永不坠落的火烧云，是一场盛大序曲的开端，所有的未来都像枝头的花苞，鼓胀着，充满无限可能，我们谈论理想，用幼稚而真诚的笔触描绘远方，深信那份心底泛起的、朦胧美好的情愫，会如同桃树一般，自然生长，开花结果，那时的“桃色”，是预告，是憧憬，是一张尚未填写、但似乎注定华美的邀请函。

再后来，“桃色”成了形容词，却与桃子、与晚霞、与脸红都渐渐失了关联，它出现在闪烁的网页边角，出现在暧昧不清的流言标题里，成为某种隐秘、香艳、甚至略带贬义的事件的代称，这个词被从枝头摘下，扔进了大众文化的染缸，迅速地被欲望化、符号化、消费化，它不再需要经过漫长的生长、等待阳光雨露、积累甜分，它成了一种廉价的、即时可得的感官刺激，一抹被用滥了的、挑逗的色调，我们消费着“桃色新闻”，如同消费一罐流水线上生产的、糖精过量的桃子味汽水，只有刺激的甜，没有回味的核，更没有指尖那股洗不掉的、真实的生命气息，那个原本承载着自然丰饶与青春心跳的词语，变得轻薄、油腻,甚至有些不堪。

院子里的桃树倒了，我试图在城市的超市里，寻找一个能唤醒记忆的桃子，它们被泡在保鲜剂里，个体匀称，色泽完美，像橱窗里的塑料模特，我买下一颗，洗净，郑重地咬下，果肉是清脆的，汁水是充足的，甚至甜度也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最宜人的标准甜，可是，没有那劈头盖脸的香气，没有黏腻滴淌的狼狈，没有茸毛扎手的触感，更没有那股贯穿始终的、生动的甜腥气，它很好，但它不是“桃”，它只是名叫做“桃”的另一种水果，我平静地吃完，将光洁的核丢进垃圾桶，洗了手,手上什么也没留下。

我终于明白，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棵树，或是一种水果的“本味”，我失去的，是一整套感知世界的方式，那种需要等待、经历毛躁、容忍瑕疵、最后在狼狈的享用中获得极致慰藉的体验；那种将情感与自然物候紧密相连、赋予其厚重隐喻的思维；那种“桃色”能同时代表果实之味、霞光之美与少年之羞的、浑然天成的语言体系，它们都被更高效、更规整、更直白、也更单薄的东西取代了，我们获得了清晰的四季如春,却失去了咀嚼四季的牙齿与脾胃。

我的桃色年华，或许早在我不曾察觉的某个时刻，就已经随着最后一滴黏稠的汁水，滴落在故乡干涸的泥土里，迅速蒸发了，如今萦绕心头的，只是它被烘干后，那一点点碎屑的幻影与回响，而当我试图向更年轻的一代描述何为“桃之夭夭”，何为“投我以木桃”时，我竟有些语塞，因为在他们可能关联的词典里，“桃色”的第一释义，或许已与我珍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夏天,毫无关系了。

那是一种静悄悄的消亡，没有告别式，如同那棵桃树的倒下，只存在于母亲电话里一句平静的交代，而我，是这个消亡时代里，一个携带着无用记忆的,最后的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