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南方小城,夏天是被溽热浸透的，空气稠得化不开，像一块巨大的、半透明的琥珀，将整条街道的人和物都凝在里面，阳光白晃晃地砸在柏油路上，蒸腾起一片摇曳的蜃景，街角那棵老榕树是唯一的例外，它撑开一团沉甸甸的、墨绿的荫凉，像个与世无争的君王，蝉声是这片领地的背景音，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织着一张密不透风的声网，听得久了，人也会恍惚，仿佛时间被这单调而固执的鸣叫拉长、黏住，不再向前。

老榕树对面,是一家永远半掩着门的自行车铺，铺面小且旧，墙上挂满黑乎乎、辨不出模样的工具，地上散落着轮胎、链条、螺丝帽，空气里常年混杂着机油、铁锈和橡胶的气味，铺子的主人，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终日在昏暗的光线里敲敲打打，而阿宾，是这片灰色背景里，一抹突兀又鲜活的亮色。

他是老头的孙子,那年大概十五六岁，皮肤被夏日烘烤成均匀的小麦色，汗水在他光着的脊背上淌出一道道发亮的溪流，他很少穿完整的汗衫，总是一件洗得发白、肩头开了线的背心，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不是在帮着祖父卸轮胎、紧辐条，就是在门口的荫凉地里，鼓捣一些我们看不懂的玩意儿——用废弃的链条和齿轮组装一个只会空转的“永动机”，或者把几块磁铁和铜线圈缠在一起，试图让一枚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

我们都叫他“阿宾”，带着一点亲昵，也带着一点对他那些“古怪”行为的、善意的嘲弄，他不怎么跟我们这群在街上追逐打闹的野孩子混在一起，但也不驱赶我们，有时我们玩弹珠滚进了他的铺子，他会用脚尖精准地给我们拨出来；有时我们的“战车”（自行车）出了毛病，扭扭捏捏地推过去，他瞥一眼，也不多话，蹲下来三两下弄好，摆摆手，意思是“快走，别挡路”，他的手很脏，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污，但那双手又异常灵巧，那些在我们眼里复杂如迷宫的机械问题，在他手下总是迎刃而解，他像是这条街的“街头物理学家”，用一种粗糙而直接的方式，掌管着所有轮子的转动。

我真正与他有“交集”，是在一个同样闷热的午后，我的“坐骑”——一辆父亲淘汰下来的二八杠“凤凰”，在一次鲁莽的冲锋后，链条彻底罢工，像条死蛇般垂下来，伙伴们呼啸而去，我沮丧地推着这堆沉重的废铁，挪到了榕树荫下，对着自行车铺张望。

阿宾正坐在一只倒扣的铁皮桶上,低头看着一本卷了边的书，看得入神，连有苍蝇在他肩膀上起落都没察觉，我喊了他两声，他才如梦初醒般抬起头，他没有立刻看我的车，目光先在我脸上停了一秒，又落回手里的书页，然后迅速合上，塞到一堆旧轮胎后面。

“链子卡死了，”他走过来，蹲下，只说了这么一句，他没有用工具，就那么用手，用力掰扯着那根油腻腻的链条，手臂和脖颈的肌肉绷出清晰的线条，汗水大颗地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瞬间就消失了，弄了好一会儿，链条才“咔嗒”一声复位，他站起身，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从墙边一个破脸盆里撩起一点水，冲了冲手上的油污。

“好了。”他说。

我连忙道谢,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他摇摇头，没接，眼神却飘向那堆旧轮胎，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把刚才那本书抽出来，拍了拍灰，递到我面前。

“看过这个么？”

那是一本《基督山伯爵》，封面已经破损，用牛皮纸仔细地包了书皮，我摇头，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除了课本和《少年文艺》，我们几乎接触不到别的书。

“拿去看吧。”他把书塞给我，语气不容拒绝，“别弄脏，别弄丢，看完了……再跟我说说。”

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同龄人手中接过如此“厚重”的东西，我带着一种神圣感，把那本书藏在了书包最里层，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我的心分成了两半：一半仍在烈日下的街道上疯跑，另一半却跟着爱德蒙·邓蒂斯，沉入了伊夫堡阴森的地牢，又在波光粼粼的地中海上，燃起复仇的火焰，书中那个宏大、遥远、充满激情与阴谋的世界，与眼前黏稠缓慢的夏日现实，形成了奇异的对冲，我仿佛透过一个秘密的孔洞，窥见了另一种人生的磅礴与狰狞。

再去还书时,我对阿宾的感觉完全不同了，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满手油污、沉默寡言的修车少年，而是一个秘密的持有者，一个领路人，我们的话依然不多，但默契地建立了一个“借阅-归还-讨论”的隐秘通道，通过他，我又陆续读到了《三个火枪手》、《苔丝》，甚至一本残缺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书页间有他留下的、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有时是一句没头没尾的感想，有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讨论也仅限于情节的惊叹，或对某个人物的简单好恶，更深的东西，我们那时都还说不出来，只觉得心里被一些陌生的、汹涌的情绪涨满了。

又一个夏日的尾声,一场罕见的台风袭来，狂风像一头巨兽，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撕扯着一切，雨不是下，而是成片地泼洒下来，所有人都躲回了家里，第二天风停雨住，满目疮痍，老榕树被折断了一根巨大的枝桠，惨白的新茬触目惊心，我蹚着积水走过街道，看见阿宾和他祖父正在铺子里收拾，满地狼藉。

他看见我,从一堆湿漉漉的杂物里，捡起一个东西，那是他用来听广播和音乐的一个旧收音机，外壳裂了，天线也歪了，他捧着它，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用手指，慢慢抹去上面的泥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擦拭的不是一台收音机，而是某个我们共同珍视的、却已被风雨打碎的时光。

再后来,我去了外地念书，寒暑假回来，自行车铺还在，老头更佝偻了，但阿宾不常在了，听说他去了城里的机械厂做学徒，后来又有人说他跟人去了南边，那条街渐渐变了模样，老榕树被市政移走，铺上了整齐的花砖，自行车铺最终关张，原址开了一家灯火通明的便利店。

我再也没见过阿宾,那些在榕树荫下，混杂着机油味、蝉鸣与纸张气息的漫长夏日，那些关于遥远世界的最初震颤，都被封存在了记忆的琥珀里，有时我会想，阿宾后来去了哪里？他是否还在鼓捣他的“永动机”？他是否还记得那个借书还书的沉默伙伴？

成年后,我读过更多更艰深的书，走过更多更繁华的街，但那个南方小城的夏日，那个满手油污却递给我一本《基督山伯爵》的少年，始终是我精神世界里一个独特的坐标，他并非什么启蒙大师，我们之间也没有深刻的灵魂交流，但他像一扇偶然推开的窗，让我瞥见了闷热现实之外，还有辽阔的风在吹拂，他的形象，最终和那棵老榕树、那间昏暗的铺子、那些被汗水与机油浸透的午后，熔铸在了一起，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的、那个懵懂而炽烈的探寻年代，那种探寻无关功利，甚至没有明确方向，它仅仅源于一种本能的好奇，一种渴望突破自身环境限定的、朴素的生命力。

阿宾的往事,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散落在天南地北的、共同的往事，它们没有精致的剧本，没有预设的结局，像野地里自由生长的植物，带着粗粝的生机，最终沉寂于时代的巨大轰鸣之中，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树荫，那个铺子，那个可以为一本破书心潮澎湃的下午，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就像阿宾当年试图用磁铁和线圈点亮的那盏小灯，光芒或许微弱，却真切地亮过，那光芒，曾照亮过一个少年望向远方的、最初的瞳孔。